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无论是国号还是爵位，“晋”这个名字都显得尤为重要。就爵位而言，历史上不少王朝的帝王都曾以晋为王号，例如隋炀帝杨广、唐高宗李治、周世宗柴荣、宋太宗赵光义以及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等都曾登上皇帝宝座。而那些能以“晋”为国号的朝代，往往都是当时的强国，综合国力处于前列杠杆实盘配资平台，成为一时的霸主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收录了各地的诗篇。书中各个诸侯国如齐、郑、陈、秦、卫、楚等都有自己的《风》，展现了当时的风土人情。那么，作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，晋国为何没有自己的《风》呢？实际上，《唐风》就是《晋风》的别称。这其中的“唐”，并非指唐朝李渊、李世民建立的唐朝，而是指远古的唐国，这个唐是指尧帝时代的国家，“唐”字意为“伟大、浩荡”，正符合尧帝治理国家时的政治风格。

尧帝的唐国位于今天的山西临汾，地处汾水谷地，土地肥沃，非常适宜农业。时光流转，上千年后，周武王伐商，周公辅佐成王时，周成王的弟弟姬虞继承了唐国的君位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“唐叔虞”，并且与《晋风》中的“唐风”有着直接的联系。唐叔虞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姬燮继位，由于唐国与晋水有渊源，因此国号由唐改为晋。

晋国在春秋时期一直是强国之一，哪怕是公元前678年，晋国发生了“曲沃代翼”（小宗取代大宗）的变动，国君仍是姬姓，整体国力不仅没有下降，反而变得更加雄厚。尤其是在晋武公和晋献公的治理下，晋国在春秋大国之列，晋文公重耳更是凭借自己的领导才智，称霸了整个天下。之后的晋襄公、晋景公、晋悼公等君主也都能将晋国保持在强国的行列，晋国的综合实力强，晋文公的声望更是使得“晋”这一国号倍受青睐。

国号的选择往往与开国帝王的出生地或历史渊源密切相关。刘邦建立汉朝、王莽创立新朝、曹操建立魏国等，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和地域因素支撑他们选择的国号。而当魏国的权力逐渐衰弱时，司马懿及其后代建立的晋朝便具备了选择“晋”为国号的历史基础。

公元249年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，成功掌控了曹魏的大权。到公元258年，司马昭在其兄司马师的基础上平定了淮南的叛乱，稳固了魏国的控制。之后，司马昭逼迫魏帝曹髦封他为晋公，赐予九锡，虽然他假意辞让，但众所周知，新朝的国号即将定为“晋”。司马昭为何选“晋”为国号？其实，因为晋国在春秋时期曾领有并州之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乐平、新兴、雁门等八郡，而这些地方正是古晋国的核心地带。

司马昭在获得晋公封号前，曾担任高都侯，治所设在今天的山西晋城，这也是古晋国的领土。到了公元265年，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废除了魏元帝曹奂，正式建立晋朝。280年，东吴末帝孙皓向晋军投降，晋朝完成了统一。西晋虽然统治时期较短，从280年灭吴到290年爆发八王之乱，时间不过十年，但晋朝的法统依旧延续至东晋。东晋虽然偏安江东，但它仍然拥有较强的合法性。即便在五胡十六国时期，前凉、成汉等大国也都承认东晋的合法性。

然而，前燕、前秦和北魏等北方大国并不承认东晋的合法性。前燕的慕容俊临终时曾托孤给慕容恪，他表示“二寇未平”，即指前秦和东晋。北魏继前秦之后统一北方，也只承认西晋的法统，而对东晋视若不见。即便是前燕和前秦这些大国，也并未承认东晋的存在，这使得东晋的合法性在北方始终处于质疑之中。

公元420年，刘裕推翻晋朝的半壁江山，建立了大宋王朝，即史称刘宋，进入南朝时期。从此以后，南北朝时期没有国家使用“晋”作为国号，最接近的可能是北齐。高欢建立北齐时，选择“齐”作为国号，这既是拉拢人心的需要，也与高欢自认为是渤海高氏后代有关，渤海一带在古代属于齐国。北齐的都城设在邺与晋阳两个地方，而晋阳则是北齐的军事国都，若北齐选择“晋”也并非不可能。

唐朝开国帝王李渊也曾在晋阳起兵，他的父亲是北周的唐国公，因此李渊的家族根基早已在“唐”这一国号上扎根，李渊自然没有理由再选“晋”为国号。

五代十国时期，晋国作为国号还出现了两次。首先是李克用建立的晋国。李克用因剿灭黄巢有功，于883年被唐朝封为河东节度使，治所设在今天的山西太原。895年，他被封为晋王，开始使用“晋”国号。然而，李克用的晋国仅在五代十国的历史框架下存在，并未真正成为五代之一的王朝。李存勖继位后，吞并后梁地盘，直到923年才建立后唐，标志着李氏晋国的结束。

紧接着是石敬瑭建立的后晋，石敬瑭的晋国号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。他首先尊崇春秋晋国的姬姓，并且石敬瑭的祖先也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大夫石碏。其次，晋国在春秋五霸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司马晋曾一度统一天下，令“晋”这一国号广受尊崇。此外，石敬瑭自己也曾为李存勖的晋国效力，且他治所设在晋阳，这使得他继承了李氏晋国的许多官僚体系。石敬瑭最终在936年将燕山南部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，导致北宋失去了防线，这一历史事件也让他在历史上名声大噪，成为千古骂名的对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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